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

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在旧时的中国，尤其是宋代以后，孟子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大概还得拜南宋后出现的发蒙读物《三字经》所赐。《三字经》劈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可是孟子的意思。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那才是孔子的话。可见，从那时起，孟子的地位并不比孔子低。这里，我们就先来讲讲孟子这个人、《孟子》这部书吧。

一、孟子其人其书

孟子名轲，生活在动荡的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关于孟子的生卒之年，学术界历来有许多说法。据统计，光孟子的生年之说就有九种之多，然后又由于各种推算的不同，以及对他寿数的说法不同，可衍生出更多关于孟子卒年之说。这里我们仅取一种相对通行的说法，即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卒于约公元前289年。

古人除名之外还应有字。关于孟子的字，《孟子》书中并未提到过，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也无记载。到东汉末的赵岐，他在注解《孟子》时就更不清楚了，只能说孟子“名柯，字则未闻也”（《孟子题辞》）。但从魏晋开始，突然冒出孟子字“子车”、“子舆”或“子居”等多种说法。尽管煞有介事，但证据却绝无，且其中还有被学界公认的“伪书”，因此不足凭信。

孟子的先祖是谁？《孟子》七篇中没有说，《史记》、《汉书》及其他与孟子同时代或稍晚的历史文献中也无记载。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或曰”之说表明赵岐也不能完全确定，但学界一般都沿用了此说，即认为相传孟子的远祖是兽国的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中落，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幼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孟母对孟子的教养有道。从《孟子》书中我们知道，孟子对其母亲非常孝敬，以致因葬母时棺椁衣衾太好而遭人非议。从西汉开始，孟母开始成为世所公认的母仪典范，西汉时的文献《烈女传》、《韩诗外传》中记有“孟母三迁”、“孟母断织”、“东家杀豚”等故事，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虽无从考证，但不妨其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

孟子的师承关系也不太清楚。司马迁说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但“子思门人”是哪位？缺乏进一步的说明。从中唐韩愈开始，不少儒家学者都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子思的老师是曾参，此说后来流传甚广，但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也有学者并不认可。根据孟子自己的说法：“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这里的“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大概是“子思之门人”吧？而所谓“私淑”，按一般的理解，是指敬仰某人学问但未能登堂入室成为其弟子的说法。因此，孟子直接的老师是谁，至今无法断定。

孟子的生平经历，与其崇敬的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一、与孔子一样，他也长期开门授徒，即使在游历诸国时，学生们还是伴随其左右；二、与孔子一样，他也有强烈的从政愿望，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因此中年开始他也周游列国游说，而“仆仆于道路”的结果和孔子也差不多，没有哪位国君真正愿意接受其政治主张；三、与孔子一样，晚年时孟子也退居故里，与学生一起讨论学问。这里我简单叙述一下孟子以上三方面的情况：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孟子用先秦特有的强调句式即前后的复句，来强调从事教育之“乐”，说明他把从事教育看得比称王天下还要有价值，看来他确实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获得过很大的慰藉。由于长期从事教育，孟子的学生尽管没有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那么多，但可以想见也一定不少。如他在游历齐国时，已经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这所“从”的“数百人”，都是他的学生。只是由于没有类似司马迁为孔子学生专作的《仲尼弟子列传》这种比较可信的资料，所以我们对孟子学生的情况了解不多。现在能确定的也仅有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等十几人，他们都见诸《孟子》书中。后世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和考证，但其结论未被学界普遍接受，而所增人数也实在有限，所以不提也罢。

大致说来，孟子是四十来岁开始其政治游历的。在此之前，他或许已有了短暂在邹从政的经历。孟子的游历，到过齐、宋、薛、鲁、滕、梁（魏）等国，期间还曾返回过邹国。孟子在各国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仅是路过，有的则去过数次，旅居时间也较长。其中，去过次数最多、旅居时间最长的是齐国。

至于孟子游历诸国所提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主张“王道”而反对“霸道”，反复申论“仁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孟子在其游说中提出：“仁政”源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从正经界、划井田开始，其中包括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内容；他认为这可以使老百姓有一定的“恒产”（土地），能安居乐业，老人们能衣帛食肉，进而再使年青人受到道德教育；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民”具有关键意义，其地位高于国家，更高于君王，所以君王必须能保民、安民、养民和惠民；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即使是弱国、小国，国君即使是好勇、好贷、好色之徒，即使用木棒为武器，也可以打败秦、楚这种有“坚甲利兵”的强国、大国；就可以使其军队成为“王者之师”，别国的人民就会“革食壶浆以迎王师”。

孟子在诸国颇受各国君主的优礼，明显要比当年的孔子来得幸运，这与当时各国普遍有“礼贤下士”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孟子在游说那些诸侯时，常常慷慨陈词，咄咄逼人，摆出一副“说大人则藐之”的架势，经常弄得那些国君狼狈不堪，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但当时的君主都是一些讲求实际功利的人，他们都崇尚霸道，大国热衷于如何攻伐、兼并，小国则关心如何在夹缝中搞平衡、求生存。所以孟子那些陈意甚高的政治理想，在这些国君眼里就不能不是“迁远而阔于事情”，就如司马迁所说的：“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因此，孟子游说的结局也和孔子一样——到处碰壁。

经过这么多年的东奔西走、四处碰壁后，孟子最终明白，那些诸侯国君主虽然在“重士”的风气下对自己很客气，但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王道”、“仁政”理想是难以实现了。到了这种境地，他又一次以孔子为榜样，放弃从政愿望，回归故里，与弟子们一起讲学论道，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传于后世。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孟子》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