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简要地勾勒出了班氏家族的大致情况可见班氏族人的经历至少给

以上简要地勾勒出了班氏家族的大致情况。可见，班氏族人的经历至少给班昭留下了两方面的精神遗产：

其一，班氏以家学传世，使得班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女诫》七篇之中，班昭便多处引用了《诗经》《周礼》《礼记》《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其女教思想的基本立场也是对儒家关于“夫义妇听（见《礼记·礼运》）”“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见《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等观念的阐发。

其二，班氏族人常年混迹官场，对于朝中的秘闻逸事、勾心斗角、风云变幻、人情世故等了如指掌，而他们藉以立身处世的智慧定必对班昭有所影响。尤其是班婕妤在后宫进退有度，获同辇之宠却辞而复谏，在失宠受谮之时又能全身而退（具体事迹可参见《闺范译注》卷三“班氏婕妤”条），其谦卑不骄、守柔不争的处世方式与贯穿于《女诫》七篇之中的“谦”“顺”精神基本一致。班昭生平事迹

班昭幼承家学，以博学才高而名闻于世。其兄班固编著《汉书》未成而卒，她继承父兄之志，奉诏于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其后又以《汉书》教授东汉经学大师马融，使得《汉书》这一煌煌巨作得以流传后世。班昭又多次在宫中讲学，皇后以及一众妃嫔都以之为师，如邓太后（邓绥）就曾跟从她学习经学、天文和算数，因而她又有“大家”的称号。“大家”读为“大姑”，何谓“大姑”？《西京杂记》载有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的故事；《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解释称谓丈夫之母为“姑”时云：“亲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换言之，称班昭为“大家”，即尊之如母，可见其地位之崇高。此外，班昭文采过人，宫中每有异物进献，便会诏她进宫创作赋颂。据《后汉书·列女传》，其所著述的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共十六篇，可惜部分已经佚失。今有《东征赋》《大雀赋》《针缕赋》《蝉赋》等文学作品传世。

班昭不仅在史学、经学、文学之上有深厚的造诣，堪称当世师表，其个人的言行风度亦足以垂范后世。作为妻子，班昭能持节守寡，恪尽妇道。根据《女诫》的序言，她十四岁便嫁于同郡曹世叔为妻。奈何曹世叔早卒，班昭一直修持节行法度，践行着“妇无二适”的信念。作为母亲，班昭能教子以义方，尽其母亲的职责。汉安帝时，太子遭诬被废，时任中散大夫的班昭之子曹成却敢于伸张正义，加入为太子伸冤的行列。其子正直如斯，班昭母教之严于此可作管窥。作为女弟，班昭能友于兄长，尽其手足之谊。得知久居异域、年迈体衰的兄长班超因为思乡心切而乞请归国，班昭也上疏求情。汉和帝感于其言，班超因之得以告老还乡。作为太后之师，班昭与闻政事，替邓太后运筹帷幄。在邓太后临朝之时，班昭曾上疏劝谏太后准许其兄大将军邓骘解甲还乡的请求，有效地防范了邓氏外戚弄权之祸，为社会的安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女诫》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女诫》七篇言简意赅，针对女性在传统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特点，教导妇女以谦敬守礼、贵柔处顺的方式立身处世。开篇首明“卑弱”，指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之中应当以坤道为正，以柔顺为主，以卑弱下人、执勤、继祭祀三者为务，如此便可名闻远辱。第二篇“夫妇”指出夫妇之间应当相须为用、各尽其职，不能只重视男子之教而忽视对女子的教育。第三篇“敬慎”指出妇女在家中当以敬顺之道处理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只有做到了不慢不争，方能保持夫妻恩爱。第四篇“妇行”，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指出了女性在日常言行中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第五篇“专心”，指出女性应当专心于履行家庭职责，言动合礼，不参与与家事无关的活动，通过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贤内助，从而得到丈夫的欢心。第六篇“曲从”讲述妇人应听从公公婆婆的吩咐，从而和顺与公公婆婆之间的关系。第七篇“和叔妹”则讲述了妇女应当以谦顺的态度对待小叔、小姑。

按照班昭在序言中的说法，《女诫》是为了教导自己的女儿而创作的，希望她们出嫁之后能谨言慎行，免遭耻辱。由于史籍阙如，无法得知班昭的女儿遵循《女诫》之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但在班昭的教导之下，邓绥从贵人一步步晋升为皇太后，可以视作是践行《女诫》思想的佼佼者。（朱维铮先生在《班昭考》中指出：“邓绥以曹大家为师，由贵人而皇后而皇太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恪守的就是这一套，堪称《女诫》的实践家。”）班昭的高徒、经学大师马融也对《女诫》十分认可，并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学习践行当中的义理。然而，即便在当时，也有人对《女诫》提出了质疑的意见。班昭的小姑曹丰生也是一名有才华智慧的女性，她就专门著书对《女诫》进行了诘难，而且当中的言辞有可观之处。遗憾的是，她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马融和曹丰生对《女诫》的不同反应，恰好昭示了后世对《女诫》或褒或贬的两种极端的评价。

根据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女诫》是一部裨益世教风化的书籍，历久不衰，就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亦曾奉命为之注解。《后汉书》的著者范晔认为《女诫》“有助内训”，即有助于对闺门之内的女子进行训诫，因而在《后汉书·列女传》中摘录了全文。班昭以女性的身份，首倡基于儒家立场的女教思想，开启了后世女性创作同类作品的风气。如唐代长孙皇后著《女则》、宋若华著《女论语》、郑氏著《女孝经》，明代仁孝文皇后著《内训》，清代王节妇著《女范捷录》、李晚芳著《续女诫》《女学言行纂》。上述数种，均为踵武班氏之作，其核心思想基本传承了《女诫》的女教观点。模仿《孝经》而作的《女孝经》，更是用班昭比拟《孝经》中的孔子，借曹大家之口进行道德说教。这些由女性编撰的著作作为传统社会女子教育的教材读物，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伦理价值观念，对千余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女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女诫》一书却成为了众矢之的。如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年 3 月）中指出“可是她作的《女诫》七篇，也就了不得的压抑了同类女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和三从四德的典型，虽然是早就有的，但很散漫，很浮泛。就是刘向的《列女传》，也不过罗列一些事实，做妇女生活的标准。班昭《女诫》，才系统的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纂起来，使他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妇女们的颈子。”其他人的抨击论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指责《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观念，严重地压抑了女性。

平心而论，《女诫》书中的某些观点确实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容易被借用或曲解为压迫妇女的工具。如过分强调丈夫的地位（《女诫·专心第五》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以及提倡要曲从公婆（《女诫·曲从第六》云：“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强调丈夫的地位尚且可看作是男权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为了讨得公婆的欢心而枉道曲从的话，则未免有违正道。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女诫》时所应注意扬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