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简要地勾勒出了班氏家族的大致情况。可见，班氏族人的经历至少给班昭留下了两方面的精神遗产：

其一，班氏以家学传世，使得班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女诫》七篇之中，班昭便多处引用了《诗经》《周礼》《礼记》《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其女教思想的基本立场也是对儒家关于“夫义妇听（见《礼记·礼运》）”“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见《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等观念的阐发。

其二，班氏族人常年混迹官场，对于朝中的秘闻逸事、勾心斗角、风云变幻、人情世故等了如指掌，而他们藉以立身处世的智慧定必对班昭有所影响。尤其是班婕妤在后宫进退有度，获同辇之宠却辞而复谏，在失宠受谮之时又能全身而退（具体事迹可参见《闺范译注》卷三“班氏婕妤”条），其谦卑不骄、守柔不争的处世方式与贯穿于《女诫》七篇之中的“谦”“顺”精神基本一致。班昭生平事迹

班昭幼承家学，以博学才高而名闻于世。其兄班固编著《汉书》未成而卒，她继承父兄之志，奉诏于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其后又以《汉书》教授东汉经学大师马融，使得《汉书》这一煌煌巨作得以流传后世。班昭又多次在宫中讲学，皇后以及一众妃嫔都以之为师，如邓太后（邓绥）就曾跟从她学习经学、天文和算数，因而她又有“大家”的称号。“大家”读为“大姑”，何谓“大姑”？《西京杂记》载有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的故事；《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解释称谓丈夫之母为“姑”时云：“亲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换言之，称班昭为“大家”，即尊之如母，可见其地位之崇高。此外，班昭文采过人，宫中每有异物进献，便会诏她进宫创作赋颂。据《后汉书·列女传》，其所著述的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共十六篇，可惜部分已经佚失。今有《东征赋》《大雀赋》《针缕赋》《蝉赋》等文学作品传世。

班昭不仅在史学、经学、文学之上有深厚的造诣，堪称当世师表，其个人的言行风度亦足以垂范后世。作为妻子，班昭能持节守寡，恪尽妇道。根据《女诫》的序言，她十四岁便嫁于同郡曹世叔为妻。奈何曹世叔早卒，班昭一直修持节行法度，践行着“妇无二适”的信念。作为母亲，班昭能教子以义方，尽其母亲的职责。汉安帝时，太子遭诬被废，时任中散大夫的班昭之子曹成却敢于伸张正义，加入为太子伸冤的行列。其子正直如斯，班昭母教之严于此可作管窥。作为女弟，班昭能友于兄长，尽其手足之谊。得知久居异域、年迈体衰的兄长班超因为思乡心切而乞请归国，班昭也上疏求情。汉和帝感于其言，班超因之得以告老还乡。作为太后之师，班昭与闻政事，替邓太后运筹帷幄。在邓太后临朝之时，班昭曾上疏劝谏太后准许其兄大将军邓骘解甲还乡的请求，有效地防范了邓氏外戚弄权之祸，为社会的安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女诫》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女诫》七篇言简意赅，针对女性在传统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特点，教导妇女以谦敬守礼、贵柔处顺的方式立身处世。开篇首明“卑弱”，指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之中应当以坤道为正，以柔顺为主，以卑弱下人、执勤、继祭祀三者为务，如此便可名闻远辱。第二篇“夫妇”指出夫妇之间应当相须为用、各尽其职，不能只重视男子之教而忽视对女子的教育。第三篇“敬慎”指出妇女在家中当以敬顺之道处理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只有做到了不慢不争，方能保持夫妻恩爱。第四篇“妇行”，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指出了女性在日常言行中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第五篇“专心”，指出女性应当专心于履行家庭职责，言动合礼，不参与与家事无关的活动，通过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贤内助，从而得到丈夫的欢心。第六篇“曲从”讲述妇人应听从公公婆婆的吩咐，从而和顺与公公婆婆之间的关系。第七篇“和叔妹”则讲述了妇女应当以谦顺的态度对待小叔、小姑。

按照班昭在序言中的说法，《女诫》是为了教导自己的女儿而创作的，希望她们出嫁之后能谨言慎行，免遭耻辱。由于史籍阙如，无法得知班昭的女儿遵循《女诫》之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但在班昭的教导之下，邓绥从贵人一步步晋升为皇太后，可以视作是践行《女诫》思想的佼佼者。（朱维铮先生在《班昭考》中指出：“邓绥以曹大家为师，由贵人而皇后而皇太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恪守的就是这一套，堪称《女诫》的实践家。”）班昭的高徒、经学大师马融也对《女诫》十分认可，并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学习践行当中的义理。然而，即便在当时，也有人对《女诫》提出了质疑的意见。班昭的小姑曹丰生也是一名有才华智慧的女性，她就专门著书对《女诫》进行了诘难，而且当中的言辞有可观之处。遗憾的是，她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马融和曹丰生对《女诫》的不同反应，恰好昭示了后世对《女诫》或褒或贬的两种极端的评价。

根据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女诫》是一部裨益世教风化的书籍，历久不衰，就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亦曾奉命为之注解。《后汉书》的著者范晔认为《女诫》“有助内训”，即有助于对闺门之内的女子进行训诫，因而在《后汉书·列女传》中摘录了全文。班昭以女性的身份，首倡基于儒家立场的女教思想，开启了后世女性创作同类作品的风气。如唐代长孙皇后著《女则》、宋若华著《女论语》、郑氏著《女孝经》，明代仁孝文皇后著《内训》，清代王节妇著《女范捷录》、李晚芳著《续女诫》《女学言行纂》。上述数种，均为踵武班氏之作，其核心思想基本传承了《女诫》的女教观点。模仿《孝经》而作的《女孝经》，更是用班昭比拟《孝经》中的孔子，借曹大家之口进行道德说教。这些由女性编撰的著作作为传统社会女子教育的教材读物，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伦理价值观念，对千余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女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女诫》一书却成为了众矢之的。如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年 3 月）中指出“可是她作的《女诫》七篇，也就了不得的压抑了同类女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和三从四德的典型，虽然是早就有的，但很散漫，很浮泛。就是刘向的《列女传》，也不过罗列一些事实，做妇女生活的标准。班昭《女诫》，才系统的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纂起来，使他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妇女们的颈子。”其他人的抨击论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指责《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观念，严重地压抑了女性。

平心而论，《女诫》书中的某些观点确实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容易被借用或曲解为压迫妇女的工具。如过分强调丈夫的地位（《女诫·专心第五》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以及提倡要曲从公婆（《女诫·曲从第六》云：“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强调丈夫的地位尚且可看作是男权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为了讨得公婆的欢心而枉道曲从的话，则未免有违正道。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女诫》时所应注意扬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