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在旧时的中国，尤其是宋代以后，孟子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大概还得拜南宋后出现的发蒙读物《三字经》所赐。《三字经》劈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可是孟子的意思。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那才是孔子的话。可见，从那时起，孟子的地位并不比孔子低。这里，我们就先来讲讲孟子这个人、《孟子》这部书吧。

一、孟子其人其书

孟子名轲，生活在动荡的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关于孟子的生卒之年，学术界历来有许多说法。据统计，光孟子的生年之说就有九种之多，然后又由于各种推算的不同，以及对他寿数的说法不同，可衍生出更多关于孟子卒年之说。这里我们仅取一种相对通行的说法，即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卒于约公元前289年。

古人除名之外还应有字。关于孟子的字，《孟子》书中并未提到过，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也无记载。到东汉末的赵岐，他在注解《孟子》时就更不清楚了，只能说孟子“名柯，字则未闻也”（《孟子题辞》）。但从魏晋开始，突然冒出孟子字“子车”、“子舆”或“子居”等多种说法。尽管煞有介事，但证据却绝无，且其中还有被学界公认的“伪书”，因此不足凭信。

孟子的先祖是谁？《孟子》七篇中没有说，《史记》、《汉书》及其他与孟子同时代或稍晚的历史文献中也无记载。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或曰”之说表明赵岐也不能完全确定，但学界一般都沿用了此说，即认为相传孟子的远祖是兽国的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中落，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幼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孟母对孟子的教养有道。从《孟子》书中我们知道，孟子对其母亲非常孝敬，以致因葬母时棺椁衣衾太好而遭人非议。从西汉开始，孟母开始成为世所公认的母仪典范，西汉时的文献《烈女传》、《韩诗外传》中记有“孟母三迁”、“孟母断织”、“东家杀豚”等故事，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虽无从考证，但不妨其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

孟子的师承关系也不太清楚。司马迁说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但“子思门人”是哪位？缺乏进一步的说明。从中唐韩愈开始，不少儒家学者都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子思的老师是曾参，此说后来流传甚广，但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也有学者并不认可。根据孟子自己的说法：“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这里的“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大概是“子思之门人”吧？而所谓“私淑”，按一般的理解，是指敬仰某人学问但未能登堂入室成为其弟子的说法。因此，孟子直接的老师是谁，至今无法断定。

孟子的生平经历，与其崇敬的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一、与孔子一样，他也长期开门授徒，即使在游历诸国时，学生们还是伴随其左右；二、与孔子一样，他也有强烈的从政愿望，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因此中年开始他也周游列国游说，而“仆仆于道路”的结果和孔子也差不多，没有哪位国君真正愿意接受其政治主张；三、与孔子一样，晚年时孟子也退居故里，与学生一起讨论学问。这里我简单叙述一下孟子以上三方面的情况：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孟子用先秦特有的强调句式即前后的复句，来强调从事教育之“乐”，说明他把从事教育看得比称王天下还要有价值，看来他确实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获得过很大的慰藉。由于长期从事教育，孟子的学生尽管没有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那么多，但可以想见也一定不少。如他在游历齐国时，已经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这所“从”的“数百人”，都是他的学生。只是由于没有类似司马迁为孔子学生专作的《仲尼弟子列传》这种比较可信的资料，所以我们对孟子学生的情况了解不多。现在能确定的也仅有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等十几人，他们都见诸《孟子》书中。后世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和考证，但其结论未被学界普遍接受，而所增人数也实在有限，所以不提也罢。

大致说来，孟子是四十来岁开始其政治游历的。在此之前，他或许已有了短暂在邹从政的经历。孟子的游历，到过齐、宋、薛、鲁、滕、梁（魏）等国，期间还曾返回过邹国。孟子在各国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仅是路过，有的则去过数次，旅居时间也较长。其中，去过次数最多、旅居时间最长的是齐国。

至于孟子游历诸国所提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主张“王道”而反对“霸道”，反复申论“仁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孟子在其游说中提出：“仁政”源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从正经界、划井田开始，其中包括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内容；他认为这可以使老百姓有一定的“恒产”（土地），能安居乐业，老人们能衣帛食肉，进而再使年青人受到道德教育；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民”具有关键意义，其地位高于国家，更高于君王，所以君王必须能保民、安民、养民和惠民；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即使是弱国、小国，国君即使是好勇、好贷、好色之徒，即使用木棒为武器，也可以打败秦、楚这种有“坚甲利兵”的强国、大国；就可以使其军队成为“王者之师”，别国的人民就会“革食壶浆以迎王师”。

孟子在诸国颇受各国君主的优礼，明显要比当年的孔子来得幸运，这与当时各国普遍有“礼贤下士”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孟子在游说那些诸侯时，常常慷慨陈词，咄咄逼人，摆出一副“说大人则藐之”的架势，经常弄得那些国君狼狈不堪，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但当时的君主都是一些讲求实际功利的人，他们都崇尚霸道，大国热衷于如何攻伐、兼并，小国则关心如何在夹缝中搞平衡、求生存。所以孟子那些陈意甚高的政治理想，在这些国君眼里就不能不是“迁远而阔于事情”，就如司马迁所说的：“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因此，孟子游说的结局也和孔子一样——到处碰壁。

经过这么多年的东奔西走、四处碰壁后，孟子最终明白，那些诸侯国君主虽然在“重士”的风气下对自己很客气，但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王道”、“仁政”理想是难以实现了。到了这种境地，他又一次以孔子为榜样，放弃从政愿望，回归故里，与弟子们一起讲学论道，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传于后世。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孟子》这部著作。